不断深化“廊坊经验”探索把诉讼调解纳入规范化管理的新模式

近几年，香河县法院在坚持“五必调、六必判、四强调、三不准”和“调解八法”的基础上，不断深化和发展“廊坊经验”，从调解方式、方法向调解的制度化、规范化、科学化探索，推出了《规范化七段式调解法》，将诉讼调解纳入规范化、模式化管理。从运行效果看，2003年8月至今年5月份全院民事案件调解率达84%，同比提高四个百分点，五个基层法庭调解率均在85%到93%，法官王海波个人调解率达95%以上，被评为全省法院系统指导民调工作先进个人。他们的主要做法和体会是：

一、深刻认识，创新思路，使“廊坊经验”与时俱进是审判工作的客观要求

早在全省推广的“廊坊经验”，目前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，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，人们利益分配呈现多元化，权利意识日趋强化，加之农村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化，使调解在司法实践中和理论界接受了不同程度地挑战。“为程序而斗”、“为权利而争”、“为名誉而战”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调解的理念，使法官们产生了一些模糊认识和问题。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，也就是“五性”：一是对调解制度认识不足，存在随意性。有人认为调解是一种结案方式，用什么方式调解并不重要，导致调解的随意性。也有人认为审判追求的是公正效率，以什么方式结案都一样，出现了重判决，轻调解的倾向，导致一度出现申诉、上访和发改案件增多的现象，有些本来是公正的判决，但当事人却申诉上访不止。这些随意性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。二是强调庭审规范化管理，忽视了庭前调解工作，使调解产生被动性。一步开庭率、一次性开庭结案率，将调解工作局限于庭审中，使一些法官养成了坐堂问案，缺乏对案情的了解认识，更不能及时掌握当事人思想动态，使调解工作陷于被动性。三是调审程序不分，存在混杂性。审判权与调解权集于一身，容易导致久拖不调，久调不判，以拖压调，以判压调，显失公平。为素质不高的法官办人情案、关系案提供了条件。还有的当事人认为法官调解的指导性意见是先入为主，法官也具有判前表态之嫌。四是调解缺乏必要的管理机制，存在着不规范性。费心费力地调解一个案子，不如多判几个案子实惠，对调解缺乏机制性管理，调与不调、多调与少调一个样，造成法官不愿调解。五是对深化“廊坊经验”缺乏认识，存在着片面性。认为“五必调、六必判，四强调，三不准”和“调解八法”从某种程度上说已经成为“精品”，已无探讨的内容，缺乏规范化、科学化的调解理念，这实际上是一种片面性。针对上述法院在调解工作中存在的随意性、被动性、混杂性、不规范性和片面性，该院多次召开院长办公会、专题研讨会和案例分析会，逐步统一了思想。一致认为，诉讼调解作为“廊坊经验”的精髓，必须坚持与时俱进，必须坚持常抓不懈，且常抓常新，使之不断完善，才能具有新的生命力。而要达到这一目的，必须创立一种模式，把法院的调解工作纳入模式化、规范化管理，以有效避免上述“五性”。因为以调解的方式结案，方便快捷，多快好省，同样能体现实质正义的要求。同时公正与效率、司法为民在调解中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，以调解方式结案是达到法律效果、政治效果、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“四统一”的最佳途径，更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。因为有时公正的判决，并不能真正地化解矛盾，而调解结案却能有效避免一场官司十年仇的现象，并能有效减少申诉、上访和矛盾激化的发生。而把“廊坊经验”不断完善并纳入模式化、规范化的管理，不仅是实现上述目标要求的有效手段，更是审判工作发展的必然要求。为此，该院专门成立了深化“廊坊经验”专题调研小组，由主管民事副院长专门负责，抽调法院业务骨干进行广泛调研。通过召开不同形式的座谈会、深入法庭听审、与调解能手面对面座谈、向基层组织和诉讼当事人征求意见等多种形式，进行反复研讨。为出台规范化调解模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二、切合实际，创新模式，把调解工作纳入规范化是深化“廊坊经验”的核心

“廊坊经验”的生存力在于发展、变化和深化，形成规范化管理系统。香河县法院在坚持自身的优良传统和特色基础上，突出做了四个方面工作。一是坚持以人为本，强化素质训练。他们始终坚持对干警进行素质教育，狠抓基本知识、基本能力、基本技能的“三基”训练和开展常规庭、示范庭、模拟庭、庭后评议的“三庭一评”活动，开展广泛的岗位练兵活动。他们还开办了法官业校。一方面从最高法院和北京大学聘请专家学者来院传道解惑，另一方面眼光向内，能者为师，挑选经验丰富的审判人员与大家交流经验。此外，该院还专门开展了调解的基本技能、基本技巧、典型经验交流和《七段式调解法》的强化培训工作，对调解工作反复讲、反复学、经常抓。一年来共举办不同形式的培训班十五次，开展不同形式的调解调研活动二十一次，全院干警普遍接受了培训和指导。二是更新调解理念，在履行告知释明权上寻求新突破。调解结果的正当是调解所追求的也是优先考虑的内容，当事人对程序过程是否正当并不过多地在意，但结果正当必须建立在合法自愿的基础之上。因此，在实践中该院充分发挥主持人的指导和引导作用，要求法官履行调解告知义务和法律释明权义务，由当事人自己选择是否调解，自己衡量诉讼成本，胜算概率，双方关系应否维系，调解结果的正当性和可执行性。具体做到“四个告知”，一要告知事实法律，即告知当事人案件争议的焦点、诉争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，由当事人自己推算和衡量调解结果。二要告知利益受损。当调解结果明显损害一方当事人较大利益时，告知当事人可能受损的情况，确保调解的真实性与自愿性。三要告知可附条件。即告知当事人在调解协议中可约定附条件履行，可约定两种履行方案，增强了调解结案的可行性。四要告知调解风险。即告知当事人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，告诫义务人必须严格按期履行和不履行的法律后果。同时告知权利人当对方不履行义务时，可申请强制执行，调解也存在履行不能的风险。三是建立奖惩机制，以制度管理作保障。为切实提高调解效率，创建人人想调解，人人积极调解的工作氛围。该院不但每年都开展调解能手的评选活动，还把调解案件数和调解率的多少，量化为考核法官素质的一项内容，作为提升晋级的重要依据之一。去年该院将三名调解能手提升为中层副职干部，产生了导向作用。四是抓住调解结案这一主线，围绕规范诉内调解这一核心做文章。明确以自愿与合法作为调解案件的必备条件，不断强化当事人之间的自主性、自愿性与合意性。为了使诉内调解制度化、规范化。该院创制了《规范化七段式调解法》。七段式调解法是指将调解规范为七个步骤的一种程序模式。在具体操作上，第一步是采集调解信息，即收集与调解有关的各种信息，为调解准备资料。调解信息的采集收取自立案起贯穿整个诉讼过程。可由立案庭、庭前调解组或调解员、合议庭分别采集、收取，并填写相关信息资料。通过审查起诉状、答辩状及其所附证据材料，掌握案件类型及纠纷性质。通过立案，发送起诉状向当事人了解纠纷原由、经过、纠纷状况，了解是否经过自行和解或是否经过他人调解及背景，了解双方当事人的财产状况及经济来源状况，征询双方当事人是否同意调解等，并向当事人反馈调解的程序、调解的意见和法律效力。主要目的是繁简分流案件，确定调解程序，提供调解信息，创造调解条件。较好地解决了“坐堂审案”导致的案情不清，信息不通，当事人思想动态不明的弊端，从而使审判人员有效地把握调解的最佳时机。第二步是筛选分流案件。即依据掌握的信息资料，将案件分为直接调解、庭审调解和不适宜调解的一个步骤。他们将双方当事人均同意调解或一方当事人同意的案情简单的案件；事实清楚，争议不大的案件；有矛盾激化苗头和影响社会稳定的案件；涉及婚姻家庭、伦理内容的案件等五类作为必经庭前调解的案件，由庭前调解组或调解员径行调解。将有法律规定和不适宜调解的案件作出不得调解的规定。将上述案件以外的其它案件作为直接进入庭审程序案件。分别处理。对适宜庭前调解的案件，将调解作为必经程序，调解不成的再移送裁判程序，使庭前调解省略了中间环节及程序较量，方便快捷，提高了工作效率，减少了诉讼成本，起到了尽快化解社会矛盾的目的。第三步是推行双向选择。即当事人可选择审判人员和调解参与人，法院可指定其他审判人员，可邀请相关人员参与调解的一种模式。这一模式规定当事人双方可申请选择信赖的审判人员主持调解，可分别申请选择律师、亲友、有关单位领导、信得过个人参加或主持调解，当双方当事人选择审判人员竞合时，法院即确认其为庭前调解主持人，选择意见分歧或未选择的，由法院根据案件性质、案件类型、审判人员特长及调解动态指定调解主持人。同时人民法院可主动邀请当地有威望、有影响的人员与当事人关系密切的人或熟悉案情的参与调解，并经许可可主持庭前或庭下调解。这一模式保障了当事人、法官、社会参与人在诉讼环节上的全方位对接，实现了良性互动。第四步是推行调审分离。即对庭前直接调解的案件由庭前调解组或调解员先行调解，调解不成的移交其他审判人员进入庭审程序。该院在立案庭设立了调解组，各法庭设立庭前调解员，专项负责庭前调解的案件。为避免久拖不调和超审限，他们规定了简单案件在立案后必须在20天内结束调解程序，复杂一点案件必须在立案后30天内结束调解程序。这一模式拆分了审判人员“一身二任”权力，将调解与判决两个程序、两个权力的行使相分离，有效避免了以拖压调，以压代调，以判压调的不良现象，避免审判人员先入为主和判前表态之嫌，有效扼制了人情案、关系案，确保了司法公正，促进了法院廉政建设。同时调审分离也为审判人员提供了比、学、赶、帮、超的工作氛围。对庭前调解不成的在移送新的审判人员直接进入审判程序后，审判人员通过转变审调理念，当事人通过换位审调，等于增加了调解机会，拓宽了调解思路，也促进了案件在庭上和庭下调解。第五步是庭审适时调解。即通过双方当事人庭审诉辩，抓住时机，促成案件在庭审各环节中调解。规定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申请调解的，不受庭审程序限制，可随时进行调解；对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没有争议的，可径行调解；对当事人之间争议较大的，抓住焦点，分段审理，通过一事一证，一证一认，一事一辩，可一事一调，也可在综合分析，整体剖析后，对实体结果进行整体调解。并根据案情，当事人的思想动态，运用调解技巧和方法，在庭上或庭下进行灵活调解。还可利用采集的信息，适用第三模式中选择的调解参与人进行调解。第六步是庭后补救调解，即对疑难复杂、有激化可能、影响稳定和有望调解的案件，在宣判前进行调解。庭后调解是补救性调解，着重于法律宣传、思想疏导和违法后果的告诫，法官要带着责任感和使命感，履行对双方当事人的忠告义务，促使双方化解矛盾，解决争端，即使调解不成的，也可起到提高服判率，减少申诉上访的作用。第七步确认调解协议，即对当事人双方达成的协议内容、程序依法进行确认。民事案件简易程序的若干规定取消了调解书送达前当事人的反悔权，使得法官审核调解协议的合法性尤为重要。他们着重对调解协议、和解协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确认。首先审查调解协议是否在双方当事人平等、自愿、自主基础上达成的，其次审查调解协议是否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。第三审查调解协议是否损害国家、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。对当事人自行和解或经他人调解的，审查时应将上述内容记入笔录后予以确认，使其发生法律约束力。对审判人员主持调解的，调解过程中法官应当履行释明权，审判人员及书记员也须在调解协议上签字，行使依法确认权利，强调了调解协议的严肃性和法律的强制性，即使当事人再反悔，也有法可依，依法可行。

三、典型引路，全面推开，使规范化调解模式获得最佳效益是法院追求的根本目标

在审判实践中该院坚持把调解工作贯穿于审判工作始终，千方百计地把调解方式纳入规范化、模式化管理。一是层层抓落实。本着领导抓、抓领导的工作思路，做到院长重视，抓管副院长，副院长抓管庭长，庭长抓管审判员，一级抓一级，层层抓落实。并坚持大要案、疑难复杂案领导亲自参与调解。要求院长年内至少开六次庭，参与六起案件调解。要求庭长必须办案，参与本庭重要案件的调解工作。一年来，经院领导参与调解、亲自协调，使20余件疑难复杂、大要案得到调解解决，带动了全院调解工作开展。二是典型引路。在审判工作中该院注重培养和树立调解数量多、调解率高的办案能手为先进典型，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榜样作用，以经验交流会、调解研讨会、个案剖析会等形式，将他们的调解经验向全院推广，使全院审判人员调解水平普遍提高，先后涌现出像王海波、张祥、董浩等一批年调解率超90%的调解能手。三是选准示范点。为推行规范化调解模式，该院先选取了五百户法庭作为规范化调解示范庭，通过运行，在取得了成效后，其他业务庭的审判人员分期分批地到他们庭学习、实践，相互交流，推动了规范化调解在全院的顺利开展。四是拓展调解领域。在审判工作中该院把规范化调解模式和调解理念，不但在民商事审判中全面推广，还拓展到刑事自诉案件的调解与执行案件的和解工作中。从而有效地解决了利益争端，化解了社会矛盾，促进了辖区的社会稳定。通过运行规范化调解模式，在六个方面取得明显效果。第一、审判人员调解意识普遍增强。由于调解的制度化、规范化管理，可操作性强，具有较强的约束性和优越性，又引入了激励机制，使审判人员的调解意识明显增强。第二、调解率提高了，反悔申诉的少了。调解工作的制度化、规范化和科学化的管理，使调解的成功率普遍提高。运行七段式调解法后，2003年8月至今年5月份全院民事案件调解率达84%，同比提高四个百分点，五个基层法庭调解率均在85%到93%。调解申诉、上访案件为0，显失公平案件为0。第三、工作效率提高了，杜绝了久拖不决案。当事人对审判人员作为调解主持人的选择和调审分离，调动了审判人员工作的主观能动性。规定的20天和30天结束调解程序，再转入庭审程序，有效杜绝了久调不判，久拖不决现象，使工作效率明显提高。一年来，20天内结案占全部案件总数的40%，审限平均缩短25天。第四、调解自动履行率提高了，申请执行的少了。由于规范了法官的告知义务和释明权，庭后告诫和调解忠告，尤其是强化附条件调解，使当事人自觉履行义务的法律意识明显增强。一年来，调解结案的自动履行率占调解结案数的75%，同比提高了15%。第五、办案透明度提高了，杜绝了暗箱操作。规范调审分离，一个案件可能涉及调解和判决两个程序，要求审判人员办案必须公平、公正、透明，否则当事人因怀疑可以不从。有限的调解时限和调审分离，对审判人员之间的执法行为起到了相互制约、相互比较的作用，使暗箱操作、以判压调失去了生存土壤。第六、促进了法院形象建设。规范化调解模式，促使法官在诉讼中的表达内容和语言更加规范，调解水平和执法水平明显提高。一年来，当事人到人大、政法委和向有关部门、领导反映法院审判不公的案例明显减少，称赞和表扬的明显增多。共收到当事人赠送的锦旗、镜匾40多条块，表扬信130多封。有效促进了辖区社会治安的稳定。因此，得到了县委、政府、人大和社会群众的充分肯定和普遍称赞。